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大价值和地位

胡燕  曹昌智  陈晟  李丹  张艳琼

【摘要】：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价值评估,合理定位,是保护名城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条件。必须通过深层研究、发掘、梳理、整合历史文化资源,抽丝剥茧,发现其本质规律,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从而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通过郑州研究案例,还原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华夏文明之源”的重大价值和地位,从而为提升郑州城市形象和彰显城市文化品位,增强郑州在建设中原经济区和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建成我国中部现代化立体交通枢纽和国际化商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郑州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其城拥有3600多年悠久历史，但自商城废都后数千年间沉寂史海，直到清末民初随着铁路交通出现，才又重新崛起。如今的郑州，除商城遗址和少量文物尚存，已经看不到比较完整的古城格局、传统风貌和历史街区。在人们心目中，郑州“有历史没文化”，不过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对于郑州历史文化价值研究的缺失和认知障碍，一直以来成为制掣名城保护和提升郑州城市形象与文化品位的软肋。

合理评估历史文化名城价值及定位，对于保护名城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也是充分发挥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增强城市软实力及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们致力《郑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坚持尊重和吸收考古发掘成果，认真检索爬梳、整合研究相关历史文献、论文和各类规划图件，探寻名城郑州的演化轨迹和文化脉落，通过抽丝剥茧，慎思明辨，深感郑州历史文化底蕴极其丰厚，具有华夏文明发祥地与核心传承区的重大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一、试论华夏文明发祥地与核心传承区

就人类文明来说，发祥地与传承区指的是文明起源地和传授继承的地域。关于人类文明起源，学界认为包含物化形态要素与社会形态要素两个层次。物化形态要素即文字、青铜器、城市和礼仪建筑；社会形态要素如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组织。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尽管史书对夏朝言之凿凿，而且已经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礼器以及相当于夏代纪年的城邑遗址，但是迄今没有发现被学界公认的夏王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尤其是没有文字的自证物。

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这一论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吻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代表作之一。著作副标题写明“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Im Anschluß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他在著作中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认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展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我国文字、青铜器、城市和礼仪建筑出现在商朝。这是一个有阶级和国家组织的私有制社会，同时具备人类文明起源的物化形态要素与社会形态要素。成汤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商代都城史称亳都，也就是学界普遍所指今郑州商城遗址。在这里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和青铜器，发现了兼有防卫、居住、王宫、手工作坊等功能分明和营建形制的古城以及专事祭祀活动的礼仪建筑，尤其是出土了早商时期甲骨文字的实物。

商代以前的文字符号如骨刻文和朱书陶文尚属于中国文字的雏形，直到安阳殷墟出土的那些甲骨文才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文字。上世纪50年代，在郑州二里岗发掘工地采集到了一片早商时期仅有十余字刻辞的牛肋骨残片（右图），虽然学界对此释文也各有所见，但是刻辞作为表意语句与殷墟的甲骨文颇为相似。并且甲骨刻辞和考古发现的商代以前单个字符已经有了本质区别，表明早商时期的郑州已有文字出现，在这以前具有图腾意味的文字符号开始进化为连贯表意的文字语句。发现文字的实物例证，说明郑州当时具备了文明起源的所有物化形态要素，进入了文明时代。

华夏文明诞生在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先民创造的所有农耕文明都离不开这片中原沃土。广义中原涵盖了河南全域和河北、山西、山东、安徽部分地区，但是中原地区的核心是以郑州为主体的空间地域，范围大体在夏商王朝的核心地带，特别是在嵩山以东人口稠密、土地膏腴、温暖湿润，资源丰富的今郑州市域。通过对历史文献、考古发掘成果和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综合分析研究，并经多次专家学者论证，认为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人文始祖黄帝，产生了上古时期的黄帝历法，集聚了华夏民族，出现了最早的文字、青铜器、夏商王城、礼制建筑、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哲学理念、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等等，并由这一区域发散远播，影响到了整个中国，乃至华人世界。郑州现存大量上古时期文化遗址、先秦大型都邑城址群和秦汉以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迄今国内唯一年代链条清晰、文化形态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华夏文明的传承载体，足以说明郑州在华夏文明史上的核心传承区地位。

二、孕育华夏民族和中原文化的腹地中心

郑州拥有孕育华夏民族和中原文化的腹地中心的地位，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代科学对气候文明史的研究发现，距今约8000年时伴随世界冰川消融，全球范围海平面上升。我国学界还根据《山海经》等记载和对古海岸遗迹考古研究，并通过黄河在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泥沙沉积量的时间推算，判定中原地区在远古时代大部分还是海浸。（如下图）海岸线大体位于今京九铁路和京广铁路之间。当时包括泰山在内的山东丘陵不过是海中群岛。当代学者王红旗历经二十年潜心研究《五藏山经》，和孙晓琴绘制完成《帝禹山河图》，形象地复原了《山海经》中的山脉也是一个印证。以后中原地区的出现得益于黄河冲积扇形成。

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由于地表径流不断侵蚀两岸黄土，到了今河南孟津，河道突然变宽，水流减缓，河床抬高，加之下游河道频繁变迁，堆积成黄河大冲积扇。与此同时，发源于山西黄土高原的漳河脱离山地涌出，也形成冲积扇向东堆积延展。所以那时中原陆地的范围就近分布在自孟津向东、南、北展开的黄河大冲积扇的顶部，以及太行山脉东麓的黄土台地，也就是考古发现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时代的今郑州、洛阳和发现磁山文化的太行山东麓文化轴带。再往东去，海、湖、沼泽毗连，不适宜人类栖息生活。郑州地域远古时代所处的特殊区域地理条件，使当初华夏先民高密度集聚在这里。先有华夏人文始祖黄帝诞生在轩辕之丘，也就是今郑州市的新郑。随后炎黄后裔在黄河中下游相继建立了夏、商、周三朝，把许多都邑营造在这片地域。郑州由此成为孕育华夏民族的中原腹地。

“华夏”是古代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称为炎黄子孙。远古时代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在黄河流域起源并发展起来。他们的后裔经过两千多年长期融合，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华夏族把天下分成九州，认为中原位居九州之中，是中央大城邦的所在，所以称作“中国”，有别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四方异族部落。商代以后至秦汉统一前，中原是华夏民的主要活动区域。夏商周时期的都城或方国遗址在郑州境内不断发掘出来，见证了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发展、演变并建立王朝国家进行统治、征伐和创始文明的主要历程,而中原文化又是以华夏族为主体在中原地区进行繁衍生息中所创造的的地域文化，郑州的地理区位恰在前秦时期的两大中原古都洛阳和安阳之间，处于中原地理和中原文化核心区。从而奠定了郑州的中原文化腹地中心地位。

三、开启我国古代城市文明并创立王都典制

由聚落向城市的居住形态转变，进而形成城邑体系，向城镇体系转化，是我国城市文明的渐进过程，也是古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聚落形态演进和城市国家发展阶段所呈现的社会形态特征。通过郑州及周边地区的西山城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和郑州二里岗遗址等仰韶时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从梳理和研究分散的城址与夏商聚落营建时序、规模、相互之间布局关系中，可以发现从古城个体营建形态，到形成城邑聚落体系的规律性转变轨迹，表明古代城市文明已经出现。对于开启我国古代城市文明的贡献，郑州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邑营建技术。不仅西山城址已有版筑夯土技术，而且首次出现较大规模的夯土城垣。也在郑州商城，开创了我国数千年版筑夯土城垣先例。二是城邑功能分区。商代城市和夏代城市相比，具备了一般城市的基本要素，包括城市中心建筑、城市防御设施、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以及城市居住区等。城市中心建筑由宗庙到宫室、城墙与城池由城池分设到合二为一、商业由乡野到城市、手工作坊布局由城郊到城缘、城市居住区也有“内城外郭”的结构布局。三是城邑层级结构。郑州地区分布有许多古城、聚落、卫城遗址等，城邑之间出现了层级区分，开始形成人口、经济、文化要素集约发展的地域系统，是我国古代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伴随西周时期分封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在城邑等级差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联系逐步得到完善，形成我国最早的城邑体系。

在城市文明进程中，郑州商城具有标志意义，都城形制称得上中国最早王都典制的创举。其一，都城形制。都城是国家权力中心。它的营建在政治、礼制上的意义都远远超过了居邑的要素条件。都城和居邑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没有专门设有宗庙、社稷坛等祭祀场地。《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是因为都城是宗法血缘政治的统治据点，必须设置宗庙显示应有的政治地位。商城遗址发掘出来的祭祀坑，表明已有宗庙和社稷郊祀的制度，印证了我国古代祭祀制度成于商代。郑州商城空间布局以东北部为重心，把宫殿区安排在这里，居民点分布在次要位置。手工业作坊、墓葬区、祭祀都在内城外围地带，形成等级分明、布局有序的分布。其二，形态构成。都城形态最早出现了城与郭。采用城郭分置、两重防御、功能分区，贵贱等级、郊祀和墓葬区等规划理念也已形成，体现了建立国家权力中心礼序规范的规划思想和古代“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营城理念。其三，都城制度。古代不少朝代都有两京制、主辅都制等都城制度。早商时期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恰是一大一小的两个都城，为该都城制度的雏形。这对商朝以后的许多朝代如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以及唐、宋、明迁都，甚至金代、辽代等设立多个陪都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彰显“天地之中”宇宙观与立国治世理念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一处以“天地之中”理念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彰显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古代宇宙观。这里不仅保存着西周早期确立“天地之中”理念时的实物遗存圭表，而且在嵩山的8处11项历史建筑分别代表了不同时代的各类主导文化，传承着以地处登封的中岳嵩山为“天地之中”的理念，并且上升到延续3000年发展脉络的一种精神文化境界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华夏民族对它蕴含的古代宇宙观的崇尚和坚守，使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为一个业已消亡的科学、教育和信仰体系的物质见证。

直观解读“天地之中”，是一个方位的概念。即中国位居天地中央，而天地的中心在中原，中原的中心就在登封的中岳嵩山，所以嵩山地区是中国早期王朝立国建都理想的政治中心和文化荟萃中心。古人代代相传追求和认同“天地之中”理念，自有深刻道理。古代宇宙观认为人从自然来，依赖于自然。老子著《道德经》指出自然界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庄子更把老子的“天地人和”宇宙观凝炼为“天人合一”。在古人看来天地人浑然一体。立身天地之间，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莫过于中和之美。正如《礼记·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主张唯有执中守正，才能和谐交融。不难看出，“中”既有方位的概念，又被赋予了思想蕴涵，意为适中合理、适当有度，不可太过，又不可不及。就空间方位来说无论是上下左右，还是东西南北，就像众星拱辰，都要围绕居“中”的核心，突出“中”的地位，于是“居中为尊”顺理成章成为古人的共同认知，“天地之中”理念及其文化精髓历经数千年传承不息。

自中岳嵩山被尊为“天地之中”，中国古代礼制、天文、儒教、佛教、道教等文化流派纷纷云集嵩山建立基地和祖庭，逐渐形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在这里相互交流融合。就连儒家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中庸之道”思想，以及主张和谐无争的汉传佛教圆融精神，也都深深受到“天地之中”理念所蕴含的古代宇宙观影响。

“天地之中”还衍生出“居天下之中”的立国治世理念。郑州商城内城为方形，外郭为圆形，商王居于其中，就是这种理念最形象的表达。西周早期周公营建洛邑时在登封地区的阳城筑圭表测影台，求得北极星为“天中”，并将测影台位置对应视为“地中”，以示周王朝的正统地位，象征周王受命于天，择中立国，尽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威。中国历代王朝也都仿效西周，把“天地之中”理念从思想意识物化为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古城、建（构）筑意象形态。皇帝自称天子，设立中央行政机构，直接管辖四方，通过分封藩王和钦命官吏，加强地方统治。“天地之中”的理念在对待番邦关系上，以“天下共主”的地位，实行朝贡制度。以使番邦臣服。

五、拥有纵贯古今的区域交通大枢纽中心地位

郑州在我国区域交通大枢纽的中心地位十分突出，并不是近代火车拉出来的意外成果，而是自古以来特有的区位交通优势凸现，是郑州历史文脉传承的必然。

从史前文化遗存轨迹不难发现，地处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遗址分布上具有明显的交叉路线，以今郑州为交叉点，三条主要古驿道呈“Y”型结构，分别向西、北、南延展：西朔大河而上直通河洛；北由古荥泽跨黄河，沿太行山东麓经卫辉、新乡、安阳一线而至邯郸；南向直下许昌、平顶山、漯河一线，直指荆楚。古驿道连接成的文化遗迹和古聚落分布，展现出史前社会人类的文化联系，已经把郑州定位在了区域交通的节点。

西周时期武王分封其弟管叔为管国（今郑州管城区）诸侯，宣王封其弟王子友立郑国，后随周平王东迁，将郑国移都新郑，都因诸夏政权遍及今河南及其周边，郑州区位交通举足轻重。秦汉以后更因郑州北控黄河天堑，西扼关中、河洛通往中原地区咽喉，郑州周边城邑大小驿站遍布，古荥泽水网密布、驿道、运河纵横，形成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命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陆上有轘辕古道和汴洛古道之便，加上隋代开通大运河，漕运能力迅速提升，郑州渐成交通枢纽以及物资装运和商品贸易集散中心，历代传承，经久不衰。到了清代，在河南省府开封联结所辖各府州县的7条主要驿道中，竟有3条经由郑州，足见郑州在地域交通网络中的重要性。于是才有了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光绪皇帝自京城外卢沟桥起，经行河南到汉口，修建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卢汉铁路，并将黄河大桥建在位于郑州城北邙山头。同时将汴洛铁路（陇海铁路前身）与卢汉铁路在郑州交汇，从此奠定了郑州纵横四方的区域交通大枢纽中心的架构。

综上所述，古都郑州历史渺远绵长，承载着极其丰富厚重的价值和文化内涵，无论自然禀赋，还是人文积淀，都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无愧华夏文明发祥地与核心传承区的盛誉和地位。只要进一步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充分彰显“华夏之源”的唯一性特色，只要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中精心筹划，妥善安排，就一定能够引领中原经济区崛起，为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作出新的贡献。